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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马斯·弗里德曼：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在我看来，过去三十年，中美贸易交易的大多是表面的商品，比如说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脚上穿的鞋子。但华为所代表的意义在于，你们向美国销售的5G技术已经不再是表面的商品，而是“深层商品”。你们现在走在中国的最前端，你们研发出来的许多技术实际上会深入到美国的大街小巷、家庭、卧室，会涉及到个人隐私。这是个新事物。

例如，有些疗法可以有效治愈特定阶段的癌症，但却会引发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。这些发现也进一步凸显了利用模式生物开展基础研究的重要性。我们可以在模式生物身上开展实验，不用受临床试验的道德伦理制约。当然，要想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研究，就必须开展临床试验。但考虑到诸多制约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正确开展大量、深入的基础研究。换言之，基础研究是开展临床试验的必要条件。

在2018年末，绿城以27.18亿的价格从万达手中受让了百年人寿11.55%的股权，并成为后者的第一大股东。消息出来时，市场对于绿城的意图议论纷纷，广受认可的说法是，绿城希望通过该笔投资进军保险行业，开展地产外的又一项多元化业务。这也正是成为当天股东们疑惑的重点所在，一位股东在大会上表示，自己对于绿城走多元化道路并不看好。还有股东直言质疑道：“对于一家刚刚恢复过来且逐渐向好的企业来说，如今难道不应该将所有精力聚焦于主业吗。”

任正非：这是一个天方夜谭的科幻故事，如果华为有这么高水平，还用得着卖5G吗？任何人在一个公司参观可能都是高度机密的，唯有华为公司，美联社参观的时候，允许他们对我们的整个展厅拍摄，也允许对新5G基站的电路板拍视频，拍了很长时间，他们还对所有设备都拍了照片。我们是一家商业公司，做这个“小米粒”目的是什么呢？

另一方面，虽然政府增强了与市场的沟通、并加大的流动性投放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存在的“障碍”继续压制着信贷扩张[5]。因此，财政和监管政策亟需进一步调整，以疏通“宽货币”向信贷发行的传导、提振内需增长。同时，目前看来，越来越有必要及时调整地产相关政策，以避免地产周期“深度调整”。

澎湃新闻：您这么喜欢计算机，为何不创立一家计算机公司呢？王东升：当时的确对计算机很感兴趣，我研究计算机会涉及成本核算、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，这相当于既有财务知识又有计算机知识。我也参与过很多国家重点项目，有大量的数据建模，学习了很多。到1992年，企业已经连续多年亏损，发不出工资，报销不了医药费。我的调离报告，领导已经签字了。而要我去的那家公司给了我两套两居室，父母退休了，接来北京就有房子了。这时上面又突然宣布要我接任（厂长），还没等我同意就宣布了。当时大家议论纷纷，一些年轻同事来问我是否会留下来，我说我想不出留下来的理由。当时企业改革很难，我也是改革小组的成员，制定的改革方案都推不下去，我们留下来也没有意义。后来一位同事说，我跟你说个情况，你看是不是个理由。这些年来，师傅们对咱们怎么样？我说，很好。他说你知道么，某某师傅捡白菜帮子吃——因为我们好些年没有按时发工资，不能按时报销医药费。一些退休老师傅不得不去酒仙桥附近一个大菜市场捡白菜帮吃。他说，我们就这么一个理由：让教过我们、爱我们的老师傅们可以按时发工资，报销得了医药费。很多人听了这个都流泪了，没有人说不留下。于是我们留下来，就为了这么一个朴素的感情。